中国近现代史实选编
2019年10月11日 14:50

每到9月18日,我国多个城市会拉响警报,都是为了纪念一件事,那就是“九一八”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的背景(从地域的角度)

(一)日本方面

第一,历史背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就提出进攻朝鲜和中国华北等地,并两次入侵朝鲜均失败。这是大陆政策的雏形。1823年,思想家佐藤信渊提出“征服满洲”,“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还提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具体计划,被认为是大陆政策的鼻祖。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扩张。

1890年政治家(首相)山县有朋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保卫主权线,第二为维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家疆域,利益线指与国家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其利益线就指朝鲜和中国,大陆政策正式形成,山县有朋是大陆政策的集大成者。所以大陆政策就是“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

大陆政策的实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等屡屡得手后,其大陆政策的下一个实施目标就是满洲。

第二,现实国情: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人口稠密,地址结构不安全,1923年9月1日,日本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那场大地震几乎使首都东京沦为一片废墟,比1945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还大。也更加凸显其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军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嚣,急剧扩张,动员舆论。面对经济的崩溃和社会动荡,法西斯团体纷纷建立,其大本营是以垄断财阀为后台的日本军部,很多高级将领也是法西斯团体的重要成员。

第三,制定灭亡中国的计划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及会后出笼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是日本 “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第四,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定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二)中国方面

第一,皇姑屯事件和东北易帜

张作霖在日本的帮助下逐渐成为“东北王”后脱离日本的掌控,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东北开矿、修路、在葫芦岛驻港等无理要求,日本于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继任的张作霖儿子张学良为了报复日本,允许欧美在葫芦岛驻港,这让一直把东北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万分恐慌,尤其是12月份张学良“东北易帜”,归属了南京国民政府,脱离了日本的掌控,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阴谋彻底破产。

第二,中东路事件

1929年,东北军与苏军因为争夺中东铁路爆发了战争,东北军大败。东北军表现不佳又元气大伤,于是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大将一方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命令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狂妄的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

第三,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伤亡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史称“中原大战”。劳民伤财的新军阀内战严重损耗了国力,张学良率十多万东北军军入关又造成东北兵力严重削弱。

第四,国共对峙

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对共产党连续进行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对共产党进行第三次围剿,且亲自在江西督战。

(三)国际方面:英美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德国的法西斯化刺激了日本。

日本为制造九一八事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1年6月19日,日本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准备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叫嚣要以称霸亚洲和世界来完成日本帝国的“使命”。 为了麻痹东北军,日本关东军军事演习30多次,每隔一天就演习一次。

同时,制造一系列的挑衅事件,并进行舆论煽动。

尽管如此,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二、拙劣伎俩: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接着,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进攻,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解决办法

对于历史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评价,全面发展地看待,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一)国民党方面

第一、不抵抗。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对共产党进行第四、五次围剿。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依据国民党一贯的政策(9月12日“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打电话:“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600左右的日军击溃。第二天占领沈阳,然后向东北的一些城市发动进攻,1932年2月,东北沦陷。

东北军撤入关内。

第二,依靠国联

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说,“最近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电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请求国联依据盟约条款,让日本推出占领区域,确立不抵抗、依靠国联裁决,所以一直忍耐,依赖国联公理处断。国联多次形成理事会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撤退军队,日本不但拒不执行,连军事行动都没停止。1932年初攻占锦州,3月9日,炮制伪满洲国,33初攻占山海关,随后占领热河

1932年1月21日国联赴远东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次确认了日本的侵略责任。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中国人民在苦难与血泊中等待,得到了真实的教训,即:中国的民族解放要依靠自己,不可能依赖外人。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即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依然在被动中苦撑待变,一直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介入解决问题,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第三,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1933年5月长城沿线失守后国民党与日本进行谈判,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即《塘沽协定》

国民政府承认了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并划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区。

国民党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暴露了自身的懦弱和无能,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侵略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快、步伐越来越大,接下来就制造了华北事变,成功后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共产党方面

第一,率先旗帜鲜明地举起抗日的大旗

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两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号召东北人民组织抗日武装,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中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训令强调“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发布《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后来在中共的倡议和推动下,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第二,领导东北抗日战争14年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六项决定,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再次召开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而且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中共中央也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一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东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创立的反日游击队达13支,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193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要加强党的领导,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于是,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发展到11个军,30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70余个县境,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对日作战、条件最艰苦、历时最长的一支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经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14年历程。根据日伪统计数字,十多年间,东北抗日联军和日伪军发生大小战斗66611次,消灭了18万名日伪军,牵制了70多万日本关东军,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彭真在谈到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时曾这样说:“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不怕牺牲,顽强战斗,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北抗联的5万多将士大部分血染疆场。在敌人的无数次“讨伐”中,120多位师以上干部战死,我们熟知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

所以,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最终赢得了这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的首场胜利。所以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

牢记历史,居安思危,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忘记历史会让悲剧的制造者继续制造悲剧,苦难的承受者重复承受苦难。

硝烟散去,历史并未尘封。苦难的历史,光记住还不够,战后七十多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花样百出,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九一八事变,否认并美化其侵略中国的历史,推行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今天,我国已不是当年那个腐败的清王朝,也不是懦弱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不但站起来,而且已经富起来和强起来。对于日本右翼的挑衅,我国用公布历史事实、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活动等进行了有力回击。同时继续团结日本友好人士,增强文化交流,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今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团结一致、砥砺前行,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供稿)